近日,浙大一院精神卫生科胡少华教授团队在《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临床和转化医学》,Q1区,IF=7.919)在线发表了题为“Gut microbial clues to bipolar disorder: State-of-the-art review of current find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s”的综述,系统阐述了目前国际双相障碍领域肠道微生物研究的最新进展,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胡少华双相障碍是一种重性精神疾病,表现为反复出现的抑郁或者(轻)躁狂发作,在全球人群中的终身患病率达2-3%。双相障碍容易慢性化,给患者造成显著的认知和社会功能损害,导致沉重的疾病负担。然而,迄今双相障碍的发病机制仍未完全阐明,给临床的诊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近年来,肠道微生物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逐渐被揭开神秘的面纱。肠道微生物不仅与肠道疾病关系密切,与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生和药物的疗效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既往的研究通过构建精神疾病动物粪菌移植模型,可以导致相应疾病的行为表型,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肠道微生物与精神疾病的关联。肠道微生物与中枢神经系统之间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迷走神经和肠神经系统等结构发生双向的交流,即“脑-肠-微生物轴”。肠道微生物释放的促炎介质,经过肠粘膜屏障和血脑屏障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促发神经炎症,继而影响中枢内色氨酸代谢,并最终导致情感、行为、认知的异常。该综述纳入了12篇已经发表的双相障碍肠道微生物的文章,包括此前胡少华教授团队参与发表的“Microbial Signatures Can Discriminate Unipolar from Bipolar Depression (Advanced Science, 2020)”、“Microbiota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epression (Advanced Science, 2019)”、“Gut Microbiota in Bipolar Depres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Brain Function: An Advanced Exploration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2019)”3篇研究论文。该文分别从微生物多样性和结构、抑郁症和双相障碍肠道微生物的异同点、肠道微生物与临床和代谢指标的相关性、抗精神病药物与肠道微生物的关系、双相障碍双生子的肠道菌群特点、双相障碍肠道菌群与宿主基因的表达等角度进行了汇总论述。然而,双相障碍肠道微生物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既往的研究存在不少的局限性,包括人口学和临床资料的完整性欠缺、疾病特征的描述和分类不详、药物干预和疗效的评估缺乏、小样本横断面的观察性研究、测序方法学的异质性等问题,限制了对研究结果的进一步解读和分析。该文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双相障碍肠道微生物领域的研究方向,包括构建双相障碍粪菌移植的动物模型、肠道微生物中病毒和噬菌体的鉴定、药物与肠道微生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基于肠道微生物的治疗策略。浙大一院为该论文第一作者单位。浙大一院精神卫生中心来建波博士为第一作者,浙大一院胡少华教授和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宋学勤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浙大一院精神卫生中心胡少华教授团队长期聚焦双相障碍的脑肠轴机制研究,联合国内多个研究机构通过宏基因组等多组学分析、单细胞技术、粪菌移植动物模型建立来阐明肠道微生物参与大脑疾病的病理机制,探索新的生物学标记和潜在的治疗新靶点
论道精神医学的经验和精准,精神时间第 4 期在杭举行2017-06-25 19:12来源:丁香园作者:张新艳、姚俊华2017 年 6 月 24 日,「精神时间」第 4 期暨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青委会学术沙龙在书香馥郁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顺利召开。论坛由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丁香园共同主办。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胡少华副主任主持了本次会议,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评估中心石川主任、丁香园学术拓展总监许倩女士分别致辞。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胡少华教授主持开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石川教授胡少华教授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筹办情况,指出开展精神疾病的精准医学研究有助于推动精神医学的发展,我们目前「奔跑在经验医学的路上,但最终必将是走向精准」。以症状学为中心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必将被从基因学、神经环路和行为实践及研究所取代。这也是此次精神时间第四期选定主题的初衷。石川教授在致辞时指出,精神时间已经举办了四期,形成了贴近临床、关注前沿的学术传统,逐步在精神科医师中间树立起了学术品牌。传承和持续品牌影响是非常有挑战的,石川教授对为本次研讨会组织方胡少华教授团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丁香园、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丁香园学术拓展总监许倩女士致辞许倩总监在致辞中首先对各位专家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对各位参会者踊跃报名和出席表达了衷心的感谢。这是丁香园精神时间线下活动的第四期,走过 3 个城市,本次活动首度启用丁香播咖这一直播平台,让更多医生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到实用、新颖的学术内容,打造立体的、多渠道的学术平台,为中国医生更多赋能。在开幕式后的学术分享部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石川教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唐宏宇教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胡少华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杨建中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彭代辉教授、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张云淑教授围绕「精神医学的经验和精准」的主题对精神科疾病诊治的最新进展进行介绍并作深入探讨。石川教授围绕人工智能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应用,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核心理念、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总结说明,并从诊断、评估依从性、治疗三个方面对人工智能应用到精神分裂症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石教授特别提出精神分裂症的治疗要打破传统的观念,除了传统药物的治疗外,还应该积极引进先进的科技,注重新兴科技产品在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人工智能的应用或有助于精神分裂患者的治疗效果提升。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唐宏宇教授唐宏宇教授在讲座中深入浅出的分享了精神科临床诊治思路。他谈到,精神疾病的诊断,需常识与常态相结合,遵从「凡与常理不符之处,必为问题之线索」的诊疗原则。同时,唐宏宇强调精神科临床诊治的基石就在于对 30 个常见症状和 20 个常见综合症的深入掌握。治疗决策要遵从全面和全程的思路,即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面确定治疗方式,从疾病发展的早期、急性期、稳定期到康复期,持续追踪患者疾病的全过程。最后,唐宏宇教授提到,临床诊治的最高标准就是「规范化基础上的个体化」,而精准判断患者个体化情况的基础,是规范化的培训等。胡少华教授对 2017 年 APA 年会双相障碍研究进展进行详细介绍。胡教授介绍了双相障碍发病的三种机制、新的生物标记物辅助的早期诊断、新的治疗方法。根据这些机制、新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方法,胡少华教授提出了目前双相障碍诊治的新思路:首先,从神经发育假说中,应避免儿童期创伤性事件。其次,从神经炎症假说中,母孕期要注意身心健康,预防炎症反应的发生;同时注意保持全身微生物,尤其是肠道等含黏膜上皮的管道菌群的平衡;尽量减少使用抗生素;使用益生菌,注意通过环境形成自身菌群稳态;避免物质等诱因;使用经颅磁刺激技术(rTMS)等调节神经环路,以及锂盐治疗对恢复大脑萎缩区的体积;并提出双向障碍主要治疗方式是维持治疗、注意监测,减少复发次数等。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彭代辉教授在介绍双相障碍抗抑郁药物使用的问题及治疗思考时,彭代辉教授从正反两个方面分别分析了抗抑郁药物对治疗双相障碍的利弊,并对治疗双相障碍的策略给出了建议。彭代辉教授谈到,当双相障碍抑郁发作时,抗抑郁药物单药和辅助心境稳定剂治疗与安慰剂相比疗效无显著性差异;抗抑郁药有一定诱导转相率,在双相 I 型中的转相率高于双相 II 型;对于中断抗抑郁药物治疗后反复复发的患者、抑郁发作持续时间较长(>1 个月)、急性抑郁发作或病情严重、非快速循环或混合发作患者,可使用抗抑郁药物。「抗精神病药物可有效缓解部分抑郁症状,但是长期使用会带来体重增加,糖脂代谢及过度镇静等问题;心境稳定剂是双相障碍的核心用药,其内在机制研究任重道远。」彭教授总结道。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杨建中教授杨建中教授分享了抑郁障碍的病因学及诊治进展。杨教授指出,作为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抑郁障碍存在复杂的病因及发病机制。遗传、神经生物学与心理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抑郁障碍的发生。与多元化的发病机制一致,通过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等相结合的整合式治疗格局已经初步显现。虽然,治疗方式的多样结合性能为抑郁症患者带来更好的临床结局,不过杨建中教授仍谈到,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未来仍有许多值得探索的空间:如何通过对诸多病因及机制判断、生物学标记的甄别,选择更合适的个性化治疗方案等。杨教授提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基于涵盖了个人基因组、蛋白质组、表型组、转录组、代谢组等医疗信息多重叠组合系统(人体 GIS)的数字化的个体医疗体系——个人健康云。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张云淑教授张云淑教授介绍了经颅磁刺激技术(rTMS)技术在精神科中的应用。目前精神障碍药物治疗中有效率约 50%,痊愈率约 30%,治疗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多数精神科药物为患者带来治疗效应的同时,往往伴有一定的不良反应。非药物治疗方式,rTMS 在精神科中的应用为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焦虑障碍等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体验,并分析了 rTMS 技术治疗的新趋势。张云淑教授提醒道,虽然多项实践已证明 rTMS 技术是安全的,但仍有潜在的不良反应。如高频 rTMS(>10 Hz)可能诱发癫痫发作,特别对有癫痫家族史要慎重,但低频 rTMS(<8 Hz)则相对安全,有报道已用于癫痫病人。胡少华教授在最后对各位教授的发言精要进行了总结,对于本次研讨会对于精神疾病各个方面的深入探讨表示非常赞赏。会议当天,杭州当地普降中到大雨,风雨交加的天气,丝毫没有阻挡参会者学习的热情。线上线下的参会者们与专家们热烈互动,收获了颇多给养。
浙大一院最新研究发现:双相障碍和抑郁症存在的显著的神经免疫学紊乱证据。我们通过临床样本的观察和检查,发现了双相障碍II型患者存在外周血CD8+水平下降,并且其分子表面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分子TIM-3水平升高,这与抑郁症患者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可能可以作为两组患者鉴别的一个生物学指标。两组患者抑郁发作时均观察到IL-6水平的升高。本研究进一步显示了情感障碍疾病发表机制中,神经免疫紊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未来免疫治疗可以作为克服精神障碍的一个重要方向。
抗抑郁药不存在依赖性;然而,停用此类药物的确可能造成一系列停药反应,常见症状包括头晕、平衡感受损、头痛、恶心、失眠、生动梦境等,个别患者还可能出现感觉麻木、过电感、人格解体及易激惹,甚至幻视及幻听等。
双相障碍的合理诊治对于临床医生而言是不小的挑战。2015年4月18日,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Maria A. Oquendo教授受邀在杭州做了题为“抗抑郁剂在双相障碍治疗中的地位”的报告。Oquendo教授指出,在美国,平均需要10年时间才能确诊一位双相障碍患者。特别是当患者的抑郁发作存在以下特征时,a)急性起病,又能迅速缓解;b)发病年龄偏小(25岁及以下);c)双相障碍家族史;d)产后抑郁;e)季节性情感障碍;f)抗抑郁剂导致躁狂或轻躁发作;g)抑郁反复发作或者不典型抑郁,均需高度重视双相障碍的可能性。若患者症状表现为快速循环,或共病酒精、物质滥用,或共病边缘型人格障碍,或依从性差,容易导致疗效不佳或病情反反复复。目前,经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双相急性期躁狂发作的药物有,锂盐(1970),氯丙嗪(1973),丙戊酸盐(1995),奥氮平(2000),奥氮平合并锂盐或者卡马西平(2003),利培酮(2003),喹硫平(2004),齐拉西酮(2004),阿立哌唑(2004),阿塞那平(2009)。用于治疗双相混合特征发作的药物有,奥氮平(2000),齐拉西酮(2004),阿立哌唑(2004)。用于治疗双相重性抑郁发作的药物有,奥氮平联合氟西汀(2003),喹硫平(2006),鲁拉西酮(2013)。用于维持期治疗的药物有,锂盐(1974),拉莫三嗪(2003),奥氮平(2004),阿立哌唑(2006),齐拉西酮(2007)。然而上述药物仍然未能满足某些重要的治疗要点,包括良好的耐受性,以及对双相急性抑郁发作和维持期的治疗。因此,抗抑郁剂是否能应用于双相障碍的治疗逐渐受到关注。不少研究证实,若锂盐或者其他预防性的治疗无法控制双相抑郁发作的,可以考虑使用一种抗抑郁剂。但如果锂盐疗效尚佳,浓度已经达到最佳治疗水平,增加一种抗抑郁剂并不能使患者获益增多;反而会增加躁狂/轻躁发作、快速循环以及转变为难治性双相的风险。辅以抗抑郁剂,有助于短期内改善双相急性抑郁发作的症状,但没有明显的长期疗效。抗抑郁剂会增加快速循环的风险。以三环类抗抑郁剂TCAs为例,约20%~25%的患者会出现快速循环特征。选择性五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SSRIs)导致快速循环的风险和TCAs类似。抗抑郁剂在双相障碍治疗中的地位究竟如何?2004年,Gijsman等人的一项meta分析深入探讨了上述问题。该研究提示,与安慰剂相比,在治疗双相抑郁方面,各种抗抑郁剂的整体临床有效率高出近1倍,临床缓解率也高出50%,且与安慰剂组的转躁率相当。其中,TCAs与SSRIs、单胺氧化酶-A选择性抑制剂MAO-A、安非他酮相比,临床有效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TCAs的临床有效率约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的一半;但TCAs与其他抗抑郁剂的总体相比,临床有效率无明显差异。尽管TCAs与其他任意一种抗抑郁剂相比,在转躁风险上无明显差异;但与其他抗抑郁剂的总体相比,TCAs的转躁风险高出近2倍。Sachs等人2007年的研究纳入了366名双相抑郁患者,对比安非他酮(单日最高剂量300)/帕罗西汀(单日最高剂量40)与安慰剂治疗26周的结局,发现能达到临床缓解持续8周的比例并无差异。2007年的一项药物流行病学研究,引用了卫生保健整合信息系统的数据,从自然人群中纳入3737名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比较服用情绪稳定剂、情绪稳定剂+抗抑郁剂、抗抑郁剂3组之间的疗效差异,发现因躁狂就诊的比例分别为22%、21%和12%,而因抑郁就诊的比例均较低,分别为4.6%、3.2%和3.2%。2012年发表的一项meta分析显示,各种抗抑郁剂与安慰剂相比,整体的临床有效率、缓解率无明显差异,也不增加转躁风险。2004年,Amsterdam等人的开放研究纳入37名双相II型患者,他们发现,氟西汀单药(20mg)治疗8周后,有7.3%的患者出现了轻躁症状,但与基线相比,杨氏躁狂量表评分大于8分的比例相同。2005年他们又报道了氟西汀(20mg)治疗6月后的随访结果,与安慰剂组相比,氟西汀组复发率更低(分别为43%和100%),且未明显增加转躁风险。同年,他们的另一项研究提示,氟西汀单药、奥氮平单药、氟西汀+奥氮平与安慰剂相比,均不增加转躁风险。1999年,Calabrese等人的研究纳入了195名双相I型抑郁患者,接受拉莫三嗪(50mg/d或200mg/d)或安慰剂治疗7周,根据HAMD-17、HAMD“抑郁情绪”因子及MADRS评分,拉莫三嗪组减分更明显,但是差异并不很大。而临床有效率上,根据HAMD-17评分标准,三组间并无明显差异;但根据MADRS、CGI等评分标准,拉莫三嗪组临床有效率更高(两种剂量组均高于50%)。2003年,Calabrese等人进一步研究了拉莫三嗪治疗双相I型的疗效,研究共纳入463名患者,接受8周或16周拉莫三嗪干预后,继续接受50/200/400mg/d拉莫三嗪,或0.8~1.1mEq/L锂盐,或者安慰剂治疗18个月。结果显示,和安慰剂相比,拉莫三嗪对延缓抑郁发作更有效;锂盐对延缓躁狂发作更有效;且在200mg拉莫三嗪组中,约60%患者不需要进一步干预抑郁发作,而安慰剂组的比例只有45%。同年,Bowden等人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共纳入175名患者,在接受8周或16周拉莫三嗪治疗后,继续接受100~400mg/d拉莫三嗪或0.8~1.1mEq/L锂盐或安慰剂治疗18个月。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相比,拉莫三嗪能更有效地延长抑郁缓解的时间,而锂盐对缓解躁狂、轻躁和混合发作更有效。Tohen等人在2003年报道了两项研究结果。第一项研究纳入788名双相抑郁患者,接受奥氮平+氟西汀,或氟西汀,或安慰剂治疗8周后,发现奥氮平+氟西汀联合使用抑郁减分值最明显。第二项研究纳入361名双相I型患者,在经奥氮平治疗6周或8周达到临床缓解后,继续予5~20mg/d奥氮平或安慰剂治疗52周,发现奥氮平能明显延长缓解期和减少复发率。2003年,Calabrese等人研究了喹硫平对双相抑郁治疗的效果。该研究纳入360名I型和183名II型双相重性抑郁发作的患者,接受8周的300mg/d或600mg/d喹硫平或安慰剂治疗。结果提示,喹硫平治疗组在MADRS总分上,从第一周起减分值就明显高于安慰剂;600mg/d喹硫平组、300mg/d喹硫平组和安慰剂组,临床有效率分别为58.2%、57.6%和36.1%(有效标准:MADRS评分减分大于50%)。喹硫平组(包括两种剂量)与安慰剂组的临床有效率分别为52.9%和28.4%(缓解标准:MADRS评分≤12分)。而且喹硫平组与安慰剂组的转躁率无明显差异,分别为3.2%和3.9%。2006年,Keck等人研究了833名双相I型抑郁发作的患者,接受奥氮平单药、奥氮平+氟西汀或者安慰剂治疗8周后,发现在MADRS、YMRS和CGI-BP等评分上,治疗组均明显好于安慰剂组。同年,Brown等人的研究纳入了410名双相I型急性抑郁发作期的患者,比较了拉莫三嗪和氟西汀+奥氮平治疗7周后的疗效。结果表明,氟西汀+奥氮平组在CGI、MADRS和YMRS评分上优于拉莫三嗪组,且达到临床有效的时间更短。此外,出现自杀或自伤行为比例上,氟西汀+奥氮平组明显低于拉莫三嗪组(分别为0.5%和3.4%)。2008年,Thase等人报道了阿立哌唑治疗双相的疗效。研究纳入约750名双相I型抑郁发作患者,接受阿立哌唑或安慰剂治疗8周。结果表明,尽管阿立哌唑在治疗早期起效更快,但两者在研究终点疗效并无明显差异;阿立哌唑组出现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更多,且终止治疗率更高。2012年,Calbrese等人报道了鲁拉西酮治疗双相抑郁的研究。他们发现,若用鲁拉西酮联合丙戊酸盐/锂盐治疗,在MARDS减分值、CGI-BP-S减分值、有效率和缓解率上,治疗组均明显好于安慰剂组(安慰剂+丙戊酸盐/锂盐)。若使用鲁拉西酮单药治疗(分为低剂量和高剂量组),对于上述评价指标,高、低剂量鲁拉西酮组之间无明显差异,但均明显好于安慰剂组。2004年,Tohen等报道了情感稳定剂和抗抑郁剂联合用药治疗双相的疗效。患者在接受奥氮平+锂盐/奥氮平+丙戊酸盐治疗6周症状缓解后,继续接受锂盐(或丙戊酸盐)联合奥氮平(或安慰剂)治疗18个月。结果发现,在改变治疗方案后,对于再发躁狂或再发抑郁,各组间在缓解期时间的长短上无明显差异,但是在症状复发的频率上不同。虽然已有不少学者报道了抗抑郁剂在双相障碍治疗中的研究结果,但仍需更多的研究来明确抗抑郁剂治疗双相障碍的有效性、安全性和耐受性。
抑郁,虽然不是如癌症一般的绝症,却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并不亚于癌症带给人身心上的折磨。目前,抑郁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普遍的疾病之一。数据显示,有超过三亿五千万人正在被抑郁所困扰。抑郁已经是造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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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来自美国的研究报道发现自杀在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在西方高收入国家中有90%的自杀都与精神疾病有关,但是这个数字在中国却只是70%。此项研究由埃默里大学医学博士兼上海交通大学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主任Michael Phillips教授主持开展。研究随机抽取来自沈阳的四家综合医院急诊室接诊的自杀未遂者239名作为研究样本。为了明确这些自杀行为背后的原因,Phillips等人使用《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DSM-IV)中的结构化临床访谈记录中的自杀意念量表、自杀概念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以及生活质量测试来评估这些试图自杀的人群的社会人口学和其他方面的特质。 数据分析显示:70%的研究样本符合目前精神障碍的诊断指标,其中的63%有情感障碍,15%有焦虑症,11%有精神障碍,还有4%有药物滥用的情况。剩余30%不符合DSM-IV中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大多数为年轻人,冲动水平更高,并且有更多接受救助的想法。 根据这个结果,研究者认为精神疾病对于中国的影响看似小于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然而,冲动似乎在中国群体中起到更大作用。虽然对于造成上述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试图自杀的人喝农药来自杀,那么后果可以是致命的。Phillips提到:“在中国农村地区喝农药自杀比例很高,就像是美国人用枪自杀一样。在中国,有58%的自杀方式是喝农药。”Philips教授也说明了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中国急救室中所见的自杀未遂者中,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人存在精神方面疾病。这些疾病其实是可以被治愈的,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没有接受过精神诊断和相应治疗。中国几乎没有综合医院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就算有心理咨询的医院也没有在急诊室提供这一服务。所以这些自杀者中的大多数或因喝农药或需要监护而被送进病房,要不就在没有接受任何心理评估的情况下直接回家了。” Philips认为这项研究与美国精神病学研究也有关联。他说到:“正如我之前提过的,精神疾病并不一定是自杀的前提。就像那些极端宗教人士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那些绝症晚期病人想要结束生命,还有陷入困境走投无路的冲动个体,难道他们都是因为患有精神疾病才选择自杀么?我们需要重新考虑那些认为精神疾病是自杀前提的理论的正确性。”自杀和精神疾病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但两者依然存在着很强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说,如果一些精神疾病患者能够得到正规、及时地诊断和治疗,那么最后走上自杀之路的人会肯定少一些。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不仅需要医院对于心理咨询服务的开设和重视,也有赖于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正确认识,及个体遇到困难时积极求助的意识。参考资料:Joan Arehart-Treichel. (2014.) Suicide Attempters in China Approached Differently From West.Psychiatric News, 10 October 2014, International News.
交通事故、晚期癌症、心脏病突发、地震海啸……生命离去的方式总是太多太凄凉。可你是否知道,除了这些让人无奈的天灾人祸之外,还有很多人却用一种颇令人心痛的方式结束了生命——自杀。据研究统计,仅2011年,美国有近40000人自杀身亡,而全世界的自杀人数则接近一百万。自杀,已经成为全世界意外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自杀被认为是易感人群在特定生活事件刺激下或者精神疾病发作而引起的极端行为。这些人群的易感特质基于基因上的危险因素,又会因后续创伤性事件、生理和心理疾病等的积累而产生神经生理学上的器质性变化。很多研究已经表明,自杀有其显著的生物学基础。与自杀有关的生物因素有:生物学压力反应中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与蓝斑去甲肾上腺激素系统,细胞因子、多不饱和脂肪酸,内源性阿片系统,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γ-氨基丁酸、谷氨酸等神经递质,神经可塑性的分子标记等。 自杀是多种生物系统相互关联的复杂问题,对于自杀模型的建立也应是贯穿多个系统的统一体,当然此模型中涉及的生物成分到底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就目前的一些数据显示,人体压力反应系统的功能紊乱,尤其是HPA轴的机能失调,是自杀最关键的一个生物学标记;而诸如神经炎症标记物、谷氨酸功能、神经细胞和脑内环路的可塑性均可能反映出这种功能紊乱。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CRH-HPA)的功能紊乱会连带很多系统(比如5-羟色胺、阿片系统、谷氨酸系统、炎症通路、脂质状态、神经可塑性、神经发生系统)而对自杀产生影响。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自杀并不是一个能由单一因素而定义或预测的行为,而是一个与多系统相关联的、有多种生物学标记的复杂情况。 总之,自杀最显著的生物学标记就是压力反应系统及其下游反应,以及5-羟色胺系统的功能异常。鉴于自杀生物因素的复杂性,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对自杀的多个生物学标记进行更多平行研究并试图分离出每个标记的特殊作用。参考文献:Oquendo, M. A., etc.Toward a Biosignature for Suicide.Am J Psychiatry. 2014 December 1; 171(12): 1259–1277.doi:10.1176/appi.ajp.2014.14020194.